|
2021年6月13日，神木人方占霞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下称“陕西省高级法院”）提起再审申请，请求撤销“（2020）陕民终1015号民事判决书”，依法改判或发回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下称“榆林市中级法院”）重新审理。 陕西省高院判决书显示，2011年7月1日，贾勇与方占霞之间借款关系合法有效，判决方占霞支付贾勇本息。而方占霞坚称，自己没有收到过一分钱，是神木三位公职人员联手制造的虚假借贷。 《财经》记者调查发现，这起2000万元借贷案，经过一审伪造签字调解、再审撤销调解书、再审后一审、二审四个诉讼程序。但是，关于借款来源，以及借款关系是否成立，仍存在重重疑团。 打了借条却没有收款？ 神木是陕西省榆林市下辖的县级市，属秦晋蒙接壤地带，这里煤炭资源丰富，已探明储量500多亿吨，占全国探明储量的30％以上，是中国产煤第一大县。 大保当镇位于神木西部，距城区60公里。因该镇交通便利，煤炭储量丰富，成为“榆神矿区”的重点开发区域，2018年入选中国西部乡镇50强。 现年57岁的方占霞，自小生活在大保当镇，20岁时在镇上开了一间裁缝铺。25岁那年，方占霞与当地的中学教师袁毅结婚，婚后育有一女，三口之家生活平稳。 2003年后，煤炭行业进入“黄金十年”，煤价连续上涨10倍左右。得益于煤炭市场的利好，神木得到飞速发展，从国家级贫困县跃居到中国百强县第26名，更是跻身陕西省第一经济强县。 在神木经济快速崛起时，方占霞也抓住了机会。2008年，她转让了服装店，筹集资金跟朋友建起了洗煤厂，手里有了余钱之后，便计划在西安给女儿袁瑞购买房产。 2010年10月，方占霞看上了西安一栋写字楼，开发商同意给出较低折扣，但前提条件是至少一次买两层。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，方占霞找到了好友刘存霞，希望两家合伙各买一层。 方占霞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刘存霞时任神木农商银行兴城支行行长，两人在大保当镇读书时就认识，彼此之间十分了解。刘存霞看过楼盘后，觉得价格和位置都不错，就同意与方占霞合伙购房。 2010年12月29日，方占霞购买了西安新长安广场的九层，总面积1046平方米。刘存霞购买的是八层，面积比九层多几十平方米，两人都是一次付清房款。 此后不久，西安房价不断上涨。2011年7月初，刘存霞主动联系方占霞，称西安市东大街有个楼盘不错，可以找几个人合伙买下来，待增值后转手，肯定能赚钱。 方占霞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因为半年前才买了房，自己当时确实没钱投资房产。但刘存霞答应借给她2000万元，她就去西安市东大街看了房，当时感觉价格位置都不错，决定和刘存霞合伙买房。 2011年7月17日，刘存霞叫方占霞去签借条，因为跟开发商谈好后，就要签合同付款。据方占霞回忆，当她在签借条时，刘存霞说自己在银行工作，不便出面，让她把借条签在“贾勇”名下。方占霞称，虽然当时并不认识贾勇，但出于对刘的信任，也就同意了。 方占霞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签借条时，在神木法院工作的高登国刚好在现场。刘存霞称高登国是其远房亲戚，提议让高当借款担保人，高登国也没有推辞，同时在借条上签了字，同时签字作保的还有方占霞的丈夫袁毅。 这张2000万元借条中载明，“今借到贾勇人民币贰仟万元整，期限陆个月”。 借条签订几天后，方占霞催问刘存霞买楼事宜，刘存霞回复说没有谈成。方占霞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她当时问过刘存霞借条如何处置？对方称，既然房子没买成，就把借条撕了。方占霞称，出于对朋友的信任，就没有再过问此事。在她看来，房子没买，钱没有转账，借条也撕了，那么这债务也就不复存在。 但方占霞没有想到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 八年后的2019年7月底，方占霞突然发现，自己无法购买机票，这才知道自己已被榆林市中级法院“限制高消费”。调取法院案卷后，方占霞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贾勇凭借当年那张2000万元借条，2015年将方占霞起诉到榆林市中级法院。 方占霞后来得知，自己签订2000万元借条当天，贾勇向神木人冯杰峰转款1500万元，向高登国转款485万元，后冯杰峰将1500万元也转给了高登国。两笔共计1985万元转账，全部进了高登国账户。 方占霞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刘存霞、贾勇咬定是她授权贾勇给冯杰锋和高登国转款1985万元，以此认为已履行了转款义务。 令方占霞吃惊的是，在自己全然不知的情况下，榆林市中级法院已走完了调解程序，当时已处于法院强制执行阶段。 被伪造的委托书 2019年8月，袁毅因病离世，只有初中学历的方占霞无从选择，只有暂且忍下丧夫之痛，去应对一场她可能无力应对的官司。 方占霞调取案卷后发现，2015年7月16日，榆林市中级法院就作出了“（2015）榆中立民初字第00248号”民事调解书。据调解书显示，方占霞和女儿袁瑞特别委托方的丈夫袁毅参与调解，并承诺在2016年12月31日前，偿还贾勇2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。 方占霞表示，她从来没有收到贾勇和刘存霞一分钱，不可能授权委托袁毅进行调解。更何况，女儿袁瑞在2015年时还未满15周岁，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 案卷中的授权委托书显示，2015年6月10日，方占霞和袁瑞委托袁毅在贾勇借贷纠纷一案中，特别代理母女二人出庭应诉、承认、放弃、变更诉讼请求、进行和解、提起反诉或者上诉，递交或接受相关法律文书等权利。 2019年10月8日，方占霞委托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，对授权委托书进行笔迹鉴定。鉴定结果显示，授权委托书上方占霞与袁瑞的签字均系他人伪造。 此外，调解笔录显示，2015年7月16日，榆林市中级法院主持调解过程中，两位法官多次对方占霞、袁毅、袁瑞三人进行询问。这令方占霞尤为不解，自己和女儿袁瑞根本没有参与调解，法官如何能询问她们？ 调解笔录还显示，在整个调解过程中，作为被告，方占霞、袁毅、袁瑞不仅对借款的事实无异议，还同意查封袁瑞名下房产，并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调解当天，榆林市中级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，将未成年的袁瑞列为被告。此后，袁瑞也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银行卡也全部被冻结。 袁瑞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2018年11月19日早上，她在学校食堂买早餐时，发现无法刷卡。她所使用的这张银行卡是在学校办理的，交学费和生活费支出用的都是这张卡。袁瑞称，自己试了很多次确定卡无法使用，当时还以为是不慎扫了骗子的二维码，所以钱被偷了。 袁瑞知道父亲在住院，就将此事隐瞒了下来。为了赚取生活费，她就去校外兼职，在路边发传单、贴广告，时间久了成绩越来越来差，还遭到同学的冷眼。 2019年10月11日，方占霞和袁瑞向榆林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，以鉴定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字系伪造为由，请求撤销“（2015）榆中立民初字第00248号”民事调解书。并指出，榆林市中级法院将未成年人列为被告，并纳入被执行人失信名单，有违法理。 2019年12月25日，榆林市中级法院作出“（2019）陕08民申204号”裁定书，认为方占霞、袁瑞的再审申请符合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一条的情形，中止调解书的执行，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。 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一条规定，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，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，可以申请再审。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，应当再审。 原以为法院再审，能查清2000万元借贷真相，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，让方占霞所料未及。 谁才是真正的借款人？ 2020年8月24日，榆林市中级法院开庭再审此案，原被告双方围绕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展开辩论。贾勇称，他向冯杰峰和高登国转账，是受方占霞指使，因此已经履行了打款义务。 方占霞则坚称，贾勇的两笔转账并非其指定，贾勇也未向其实际支付借款。而且自己与冯杰锋并不认识，两笔款都进了高登国的账户，应该将高登国列为被告人。 在庭审过程中，贾勇称方占霞曾还款610万元，但在方占霞代理律师追问下，贾勇并没有说明由谁支付。实际上，这笔610万元还款，是由高登国的账户支付给贾勇的。 以此为由，方占霞代理律师当庭提交了申请，申请查明还款的银行支付流水，以证明高登国才是实际借款人，贾勇与方占霞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。 贾勇出具的证据中，不仅有已中止的《调解协议》，还有一份2014年5月8日方占霞的丈夫袁毅手写的承诺书，承诺在同年年底前还清本金。对于该承诺书的真实合法性，方占霞提出了质疑。 方占霞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2014年5月22日，袁毅因心脏病住进了神木县第二医院，被确诊为严重扩张性心肌病，后因病情过重转入北京阜外医院。最终于2019年8月1日在榆林医院去世。 袁毅在临终前几天，才将真实情况告诉了方占霞。因高登国无法偿还借款，贾勇和刘存霞就逼着让袁毅还钱，2014年5月18日，贾勇带人大闹袁毅办公室，逼着袁毅写下了还款承诺，袁毅因此心脏病发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榆林市中级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了《调解协议》，但对《调解协议》和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。并以此为依据，推定贾勇已经实际履行了支付借款的行为。对于方占霞主张未收到借款，榆林市中级法院认为，方占霞在出具借据后一直未依法向贾勇主张过支付借款行为，加上执行阶段的录音中方占霞承认了借款事实，推定方占霞实际收到贾勇的借款。 2020年9月1日，榆林市中级法院作出“（2020）陕08民再5号”判决书，撤销了此前的民事调解书，要求方占霞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贾勇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985万元及利息。 方占霞认为，榆林市中级院始终未查清2000万借款事实，以推理认定借款合法有效。更无视高登国为1985万元实际用款人，以及偿还610万元的事实，始终未将高登国列为被告。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背后隐情 不服一审判决，方占霞上诉至陕西省高级法院。得知方占霞提起上诉，贾勇也随即向陕西省高院提起上诉，请求改判方占霞向贾勇偿还本金利息时限。 2020年11月24日，陕西省高院开庭审理此案，方占霞请求依法撤销榆林市中级法院“（2020）陕08民再5号”判决，判令其不承担还款责任，并驳回贾勇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方占霞认为，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生效缺乏事实依据，实际用款人为案外人高登国，还款人亦为高登国。 而贾勇提供的主要证据是，冯杰锋和高登国均与方占霞存在合作关系，自己依据方占霞的指示将款项打入两人账户。陕西省高级法院认为，贾勇的主张符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，予以认可。 刘存霞在出庭作证称，2011年7月上旬，袁毅给自己打电话，需要2000万元资金周转半年。随后刘存霞帮助联系了贾勇，双方很快达成了贷款事项，此后她曾帮贾勇向袁毅催款，袁毅也答应想办法还款。 在该案庭审过程中，刘存霞称，在她手机内存有袁毅的电话号码，以此证明，贾勇曾多次向袁毅催款，并约定了还款利息。但方占霞出具证明，该号码机主并非袁毅，却未被法院采纳。 陕西省高级法院认为，因刘存霞出庭作证并保证其所述为真实的客观事实，且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，故采纳其证言。 在庭审期间，贾勇提供了神木农商银行流水，以此证明高登国还款610万元。而方占霞代理律师认为，有银行流水可以证明，1985万元实际用款人为高登国。但是，陕西省高级法院认为，方占霞作为借款人，袁毅和高登国作为担保人，向贾勇出具借据，方占霞在本案一审、二审过程中均对该借据中其签字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，因此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。 另外，法院依据方占霞与高登国的关系、袁毅的承诺还款书等，推定贾勇款项已实际交付，因此方占霞的借款事实存在。 2020年12月29日，陕西省高级法院作出“（2020）陕民终1015号”判决书，驳回方占霞上诉，维持了榆林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。 本案的焦点在于，方占霞是否实际收到借款，双方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。 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九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，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、时间、地点、款项来源、交付方式、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、经济状况等事实，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：包括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等。 2021年5月21日，《财经》记者向贾勇、高登国、刘存霞进行求证，三人均以不愿接受媒体采访为由，拒绝回答所有问题。此后，以短信方式向刘存霞求证，截至发稿刘存霞未予回复。 总体看来，这起民间借贷纠纷，因借贷双方各执一词而僵持不下，但随着《财经》记者的调查深入，更多隐情渐次浮出水面。 《财经》记者调查证实，贾勇现任神木市市场监管局经检队队长，他在神木农商银行至少有15个账户。在2011年-2020年间，仅他其中一个账户的流水就超过12亿元。2011年时，贾勇32岁。 银行流水显示，贾勇这个账户的收支款项集中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，此后，其账户资金往来明显减少。正是在2014年，神木的煤炭产业由盛转衰。 据裁判文书网显示，因为借贷纠纷，贾勇曾将多位借款人诉至法院。比如，2016年11月15日，有媒体报道神木县工商局姚建民5名公职人员，低息借贷社会资金4000万元，再对外进行投资和高息放贷。其中，姚建民从贾勇处借得200万元。2013年6月24日，神木县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，由被告姚继民偿还原告贾勇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。 方占霞借贷案的担保人之一高登国为神木市法院执行局执行员。据《财经》记者查证，高登国有两个身份证，实际拥有多家公司股权。其中，高登国持有神木九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%股份。2011年，高登国曾向神木人方二祥放款550万元，约定月息为3%。 有知情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刘存霞现任神木农商银行副行长，正是得到她的帮助，贾勇才能在该行开立多个账户。刘存霞购买西安新长安广场8层同时，还购买了地下停车场的四个车位，目前均对外进行出租。 2021年6月12日，方占霞向陕西省高级法院提起再审的同时，也向陕西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七指导组进行举报。
| 
陕公网安备 61092602000114号